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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尽管今年央行一直提及这一货币政策基调,但对于“如何灵活,怎么适度问题” 总能在不同阶段引发热议。6月18日,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央行行长易纲、央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齐齐发声,对下半年货币政策走向定调。

划定20万亿信贷目标 释放什么信号?

“我们通过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扩大总量供给,重点解决融资难问题。”对于今年以来的货币政策数量型工具,易纲如是说道。

实际,今年央行已采取包括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出台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等措施,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具体来看,5月末,M2(广义货币)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分别为11.1%与12.5%,都明显高于去年。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二季度以来,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呈现良好的回升迹象。

对于下半年,易纲则划定了量化目标:“货币政策还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带动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将超过30万亿元。”

20万亿元和30万亿元,什么概念?据央行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6.81万亿元,本次提出的20万亿元相当于2019年全年新增信贷的1.19倍。去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5.58万亿元,本次提出的30亿元的规模相当于去年的1.17倍。

从今年前5个月情况来看,完成目标的难度并不大。根据央行数据进行统计,今年前5个月人民币贷款新增约10.28万亿元,已完成了上述目标的51.4%;前5个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约17.36万亿元,完成了上述目标的57.87%。

邮储银行战略发展部研究员娄飞鹏认为,受疫情冲击影响,实体经济尤其是企业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加大了对实体经济的融资支持力度。前5个月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增加较快,后续经济逐步恢复也有助于增加信贷需求,据此看全年实现目标难度不大。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同样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M2和社融的增速明显高于去年,按照这个要求,信贷全年新增20万亿,社融增加30万亿,对于金融体系来说,是完全能够达到目标要求的。在疫情冲击下,经济面临较大的压力,扩大信贷和社融的规模,有利于稳定和扩大我国内需,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使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

颇受市场关注的是,这两大量化目标释放出什么信号?在建银投资咨询分析师王全月看来,根据上述目标,6月至年底月均社融增量1.8万亿、人民币贷款增量1.37万亿,远低于今年1至5月的3.47万亿、2.08万亿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去年6月至12月的月均1.71万亿和1.22万亿的水平,信贷投放边际趋紧预期明显。

王全月进一步指出,一方面在于宏观经济指标呈现回暖趋势,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从“量价并行”向“以价为主”进行切换,为未来应对突发情况预留政策空间。另一方面,稳定市场预期,减少信贷供应由松变紧时的市场阵痛。

温彬则认为,不要特别关注数据的变动,从银行信贷的投放和实体经济的需求来看,上半年较为集中,下半年相对少点。按照过去的规律看,银行一、二、三、四季度的信贷投放比例,大概是3、3、2、2,也就是上半年要投放到全年的60%以上,这是市场供需的规律。所以不要过分关注下半年月均水平是否减少,是不是信贷会紧缩。

“一直两降”推动让利 利率下行有空间

除了量型工具外,货币政策价格工具的动态同样备受关注。易纲提到,将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导市场利率持续下行,推动金融部门向企业合理让利,着力缓解融资贵问题。

对于近两日热议的金融系统的让利问题,易纲提及三点:一是通过降低利率让利。二是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推动让利。三是银行减少收费让利。预计金融系统通过以上三方面今年全年向企业让利1.5万亿元。

1.5万亿元的让利指标相当于商业银行去年总体净利润的75%,可见力度之大。如此大规模的让利,如何实现?多位分析人士认为,降低利率是金融系统让利的核心。

王全月表示,疫情爆发以来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已明显下降,而金融机构负债端的成本并没有明显下行,息差正在缩小,如果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等“赔本也要让利”,恐怕不是可持续的办法,还可能引发新的金融风险。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商业银行可能会通过降低存款利率等方式压缩负债端成本,同时央行也可能通过降准的方式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金融机构让利。

温彬指出,未来商业银行降低企业的贷款利率,收窄净息差应该是对企业让利的一个主要部分。不过,在让利的同时,需要注意到,净息差的收窄、不良率的上升,也给商业银行的经营带来较大的压力。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则表示,下一阶段,我国货币金融政策将继续坚持好稳健的主基调,不搞大水漫灌,防止资金空转套利,避免信用风险快速上升,防范金融风险积聚。实施更加灵活适度的调节,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适时实施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稳定市场信心和预期。

关注政策后遗症 考虑政策工具适时退出

需要注意的是,金融政策并非实体经济的万能药,信贷宽松的同时也需警惕一些不良效应的蔓延。易纲直言,在疫情冲击下,银行不良贷款将有所增加。因此,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是增强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可持续性的重要措施。这也是金融部门承担实体经济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实体经济的贡献。

不过,易纲也透露,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阶段性,要注重政策设计激励相容,防范道德风险,要关注政策的“后遗症”,总量要适度,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

颇有默契的是,郭树清在论坛中也提到大规模刺激政策将来如何退出的问题。“进入的时候,四面八方都欢欣鼓舞,退出的时候可能将十分痛苦。2008年的‘量化宽松’刺激政策到现在为止还未完全消化。”

郭树清提到,“目前来看,疫情还可能在一段较长时期内与我们的生活并行共存。不少国家和地区还在谋划出台新的刺激措施,建议大家三思而行,应当为今后预留一定的政策空间。中国十分珍惜常规状态的货币财政政策,我们不会搞大水漫灌,更不会搞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

王全月认为,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央行已多次对货币政策进行提前“表态”。如2月初的1.2万亿逆回购、6月MLF(中期借贷便利)的一次性续作等。监管表达“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可能是在提示市场要做好货币政策在未来转向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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